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打开的正确姿势(四)——内容篇
2020-05-28 09:57:33   点击:

      公司作为私法主体,以公司意思自治为其运行的基础。股东会作为汇集股东意志,代表股东利益的平台,是公司自治精神与股东自治精神的重要体现。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股东会意志的体现,对公司、股东以及第三人的利益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否则将会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一、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可撤销
      公司章程是公司依法制定的,规定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的基本文件,也是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组织与行为的基本准则,对公司的成立及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司章程既是公司成立的基础,也是公司赖以生存的灵魂。

      由于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内部关系的自治规章,仅对公司内部相关机构与人员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范,不适用于公司外部关系。将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列入可撤销事由,有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与公司经营的效率。因此,《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赋予股东撤销权,由股东自行选择是否要求否定公司决议的效力。

裁判观点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中煤科工集团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山东中天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阳光嘉纳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 [(2017)京03民终4905号]中认为:首先,股东会的权利应当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行使,股东会决议内容不得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案中,2016年8月24日临时股东会关于“同意免除高雪梅、高成春、张地峰三人董事职务。同意增补刘文郁、李彦、权国顶、夏华江为中煤科工集团工程科技董事会董事”的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由8名变更为9名,改变了股东委派董事人数,违反了公司章程。其次,股东会有权依法修改公司章程,但是修改公司章程属于公司决议重大事项,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应当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表决方式进行。《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临时股东会决议仅有60%股东同意,该项违反公司章程内容的决议未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同意。在公司章程未经法定程序修改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中煤科工公司的上述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裁判观点,笔者认为,股东会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下对个别事项的决议,在也可以突破公司章程的规定。但该决议应当符合修改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程序,即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如果股东会决议未达到前述表决比,则构成决议内容的瑕疵,势必影响决议的效力。

二、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决议无效
      《公司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而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股东会决议并非当然无效。关于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具体事由,2016年4月公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六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一)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通过决议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二)决议过度分配利润、进行重大不当关联交易等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三)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但遗憾的是,正式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最终删除了上述规定,未再明确公司决议无效的具体事由。

       股东会决议无效是对股东会决议的最彻底性的否定评价,但《公司法》对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事由规定过于宽泛,难以回应司法实践中对法律适用的具体要求。而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制度构建,对于整个股东会决议瑕疵制度的完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案件裁判观点的梳理,以期明晰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司法认定标准。

(一) 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决议无效
      《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此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决议内容损害公司利益的,属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决议无效的情形。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决议无效事由的主要表现为违法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相关股东未实行表决权回避,从一般交易规则上看极不公平的交易等情形。

裁判观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应昌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11391号]中认为:“根据北大双极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北大双极公司将其当时绝大部分流动资金以免息借款的形式出借给现金出资股东,现金出资股东根据其出资比例确定借款数额,现金出资股东将该2100万元借走后,北大双极公司基本没有其它流动资金,其实行最小化经营。北大双极公司的全体股东出席了该次股东大会,所有现金出资股东同意该决议,杨应昌则‘持保留意见’,由此可见,北大双极公司的现金出资股东在作出2005年6月2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时显然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了北大双极公司及杨应昌的利益,该决议亦因其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二)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决议无效
      资本多数决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公司治理中资本多数决原则应当得到尊重和贯彻,但这项原则也为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提供了机会。现实中,如果多数派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形成侵害少数派股东利益的决议,其所作决议即为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决议。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决议内容,因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当然,“禁止资本多数决的滥用”应具备严格的适用条件,并非多数股东实施的所有对小股东可能产生不利的行为都可被认为系权利的滥用,应结合相应事实依据审慎界定。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决议无效事由主要表现为强制小股东退股或者减少其持股比例,违反同股同权原则进行差别化减资,恶意增资扩股损害小股东利益,限制或处分股东固有权利等情形。

1、强制股东转让股权的决议无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徐波等与北京金牧鑫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8)京02民终1332号]中认为:金牧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股东大会,全体参加股东行使了自己的表决权,按照达到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公司单程规定,通过了相关的公司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程序上完全符合《公司法》规定。但是,金牧公司的决议内容是修改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进行了限制,要求不符合资格的股东必须退出公司,将股份转让。这种股东最基本的身份限制的决议内容没有得到现有股东的全部同意,相当于强制剥夺了小股东对自己股东权利的自由处分,违反了《民法总则》中公平原则和自愿原则,决议内容无效。

2、损害股东对公司增资的优先认缴权的决议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在“夏舸中与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何红阳、潘万华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申334号]中认为:夏舸中向代明贵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不包括代其参加股东会并对决议内容发表意见的内容,故股东会做出的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没有经过当时仍持有公司93.33%股权的夏舸中的同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夏舸中就公司的该次增资已知悉并明确放弃了优先认缴权,故上述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2005年修订版)第三十五关于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的规定,侵犯了夏舸中认缴增资的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胡冬梅与深圳市晨浩商贸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4号]中认为:一方面晨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全体股东存在关于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约定,另一方面胡冬梅因未由晨浩公司通知参加股东会进而无法行使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胡冬梅亦未表示过放弃该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直至本案二审期间胡冬梅仍表示要求行使该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股东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股东按其出资比例认缴增资是法定的、固有的权利,晨浩公司2014年11月10日股东会因未履行法定的通知程序致使胡冬梅未能参加股东会而剥夺了其对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综上,《2014年11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因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

3、无合理性及紧迫性的情形下缩短股东出资期限的决议无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海自贸区咖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上海君客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7)沪01民终10122号]中认为:关于2016年4月25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自贸区咖啡中心成立时,公司章程载明君客公司认缴出资450万元,出资时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五年内(2020年3月26日前);朗弘公司认缴出资300万元,出资时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十年内(2025年3月26日前)。2016年4月25日股东会决议将股东出资期限提前到2016年5月25日。现自贸区咖啡中心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要求股东提前出资的合理性和紧迫性,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期限提前涉及到股东基本利益,不能通过多数决予以提前,故该股东会决议无效。

4、损害股东分红权的决议无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游代萍与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2008)云高民二终字第197号]中认为:开发集团以低股价分配股份的行为,究其实质就是变相分红,但分红又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显然损害了部份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以及《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之规定,该股份认购方案除非全体股东一致认可,否则应为无效。而前述事实表明,有7名股东已经当场表示不认可,故在此情况下,开发集团强行通过《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应当确定为无效。

5、为股东增设义决议无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许娟与广西伟业淀粉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2017)桂13民终37号]中认为:股东会决议超越股东会职权为股东设定法定义务以外的义务,因该义务性质为约定义务,应取得义务承担人同意,否则该决议如损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时为无效,对义务承担人不具约束力。有限公司向股东筹集资金用于公司经营,具有向公司股东借款的性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伟业有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为许娟设定“按照出资比例筹集200万元用于解决机器设备陈旧、改造技术等问题,筹集240万元用于2016年榨季生产”等义务,该部分义务均超出了股东法定义务的范围,也没有取得原告许娟的同意,股东是否向公司借款,并不属于股东法定之义务,应取得股东的同意。伟业公司的其他两位股东在许娟缺席并明确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利用股本多数的优势强行通过要求许娟向公司借款的决议,违反了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的规定,该内容违反《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规定,决议无效。

6违法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凤阳县丁氏矿业有限公司、盛吉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8)皖11民终1427号]中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是关于股东除名的制度规定。从上述规定看,股东除名条件包括除名的法定情形和履行合理的催告义务。除名制度仅在股东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况下适用,即当公司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部分出资时公司股东不得以股东会决议形式解除股东资格。本案中,盛吉辉、张员章虽然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但其二人已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各出资50万元,不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形,不符合股东除名的法定条件。丁氏矿业公司于2016年6月11日、2016年7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关于解除盛吉辉、张员章股东资格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刘美芳与常州凯瑞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8)苏04民终1874号]中认为: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作出和内容于法无据,于实不符,应属无效。本案中,凯瑞公司的所有股东在公司成立时存在通谋的故意,沆瀣一气,全部虚假出资,恶意侵害公司与债权人之权益。但就股东内部而言,没有所谓的合法权益与利益受损之说,也就谈不上权利救济,否则有悖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诚信等法律原则。即洪强、洪安刚无权通过召开股东会的形式,决议解除刘美芳的股东资格,除名决议的启动主体明显不合法。……案涉股东除名决议认定刘美芳抽逃出资,事实上凯瑞公司包括刘美芳在内的所有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属于虚假出资,故该决议认定的内容亦有违客观事实。

(三)损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决议无效
      《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重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并从资本制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等制度设置上加以保障。立法之所以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债权人相对公司股东而言,实际上处于弱势的地位,只有通过优先受偿的法律手段,才能够体现对这一弱势地位的最佳补偿或法律平衡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债权人的地位对于公司融资、公司资本扩张乃至于整个市场经济而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决议内容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认定为无效。而判断公司决议是否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关键在于决议内容是否不当贬损了公司财产。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决议无效事由主要表现为决议过度分配利润,进行重大不当关联交易等情形。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尚庆涛、上海鼎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8)鲁02民终2383号]中认为: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者,固然可以取得因投资公司而获得的资产收益,但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应当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此规定是为了维护公司的财务基础,维持公司资本稳定,保障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防止股东滥用权利分配公司资产、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公司股东在足额出资后,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的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保持其独立人格的前提是股东不滥用有限责任损害公司的利益。前已述及,三份股东会决议涉及的款项是青岛鼎虎与上海鼎虎之间的代理结算款,该款项并未在青岛鼎虎账务资料中体现,现无证据证明已经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形成未分配利润,并已经提取法定公积金及弥补亏损,故青岛鼎虎的两股东分配该款项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可能会损害公司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由此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应认定为无效。

(四)超越股东会职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通常情况下,公司设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者作为公司组织机构分别发挥着决策、管理和监督职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和第五十三条分别采用列举的方式分别对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权范围作了明确规定。股东会虽然是最高权利机构,但在公司治理层面却不得超越法律规定和章程约定,否则决议无效。

裁判观点:
      “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与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第10期]人民法院认为:一、有限公司的股东会无权对股东处以罚款,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有限公司的股东会作为权力机构,其依法对公司事项所作出决议或决定是代表公司的行为,对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其与公司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相互之间具有独立的人格,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公司的股东会原则上无权对股东施以任何处罚。……因此,在公司章程未作另行约定的情况下,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并无对股东处以罚款的法定职权,如股东会据此对股东作出处以罚款的决议,则属超越法定职权,决议无效。二、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在赋予股东会对股东处以罚款职权的同时,应明确规定罚款的标准和幅度,股东会在没有明确标准和幅度的情况下处罚股东,属法定依据不足,相应决议无效。

)选举的董事、监事、高管不具有任职资格的决议无效
      为了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公司法》对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作出了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了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五种情形,公司违反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此规定的,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观点: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黄章明、黄同林等与江苏慧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2016)苏12民终1390号]中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二款规定,公司违反该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本案中,在2015年6月10日召开股东会议之前,金鑫有数额较大的保证之债到期未清偿,因债务纠纷又使其个人的巨额股权被司法冻结。在股东会议召开后六个月内,金鑫又有数额较大的保证之债到期未清偿而进入执行程序,因此,2015年6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即选举金鑫为执行董事,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应为无效。

      公司自治是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公司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股东的自治内容,法律应当尊重公司内部的治理方式,司法权不主动干涉公司自治权,但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瑕疵股东会决议,则通过司法干预进行事后救济和矫正,用以警示公司,督促公司规范决议行为,使公司决议行为最大程度符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从而实现公司的有效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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