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2020-09-25 10:48:0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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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笔者曾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清官难断家务事”政治治理层面上的缘由,现再次尝试从法经济学的进路,对其进行微观的技术性分析。
    “清官难断家务事”,首先是因为诸多家务事的产权边界不明,即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导致纠纷解决的信息费用太高。这里的产权不只做物质性理解,还应包括精神性、情感性、观念性、惯习性的方面。
    家务事为什么往往产权边界不明?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家庭主要是基于满足共同生活的便利和家族延续的目的而存在,个人之间不是为了商业盈利而组织成家庭。这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成本和收益并不是家务事优先考虑的内容,明确界定产权边界不是那么迫切。
    2、家务事不同于市场交易行为,当事人(家庭成员)之间不是一次性交易或博弈,而是反复长期甚至是跨越时代的过程。当事人早先界定家务事产权的行为,对于当时的语境,可能有相对确定的法律意义。但时过境迁后,随着社会环境变迁和法律语境的变化,之前那个确定的法律意义现在可能变得模糊了,甚至可能被解释成另外一个法律意义也并不鲜见。
    3、家务事的共同生活便利目的,以及当事人之间交易的长期性,使得家务事的权利附着物或多或少得到家庭其他各成员的价值添附。久而久之,随着附着物形态和价值的变化,产权边界越来越模糊是自然而然的。
    4、家务事的产权很多带有身份性,是依附于身份而界定的,一旦身份认同出现问题,其产权边界就会发生模糊。例如夫妻关系不好或闹离婚时,若丈夫再强行与妻子发生关系,就会被妻子认为是强奸。
5、家务事的当事人都是一家人,身份特定且相互牵连,同时具有封闭性,这与社会上或交易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后者的交易主体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范围大,一旦交易失败(产生纠纷),可以选择其他对象继续进行交易,而且因为交易对象可选择范围大,当事人可以进行预期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从而决定交易对象的取舍。但家务事的交易双方缺乏交易对象的可选择性,在“家”的制度空间内,成员相对固定和稳定,每一成员每天都不得不与其他确定的成员进行重复交易。因为“同在一个屋檐下”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缘故,交易对象舍我其谁,别无选择。交易对象可选择范围越大,主体之间产权边界就越明晰。市场上的主体在进行商业交易时,双方产权的边界很清楚,这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这种条件下,即便交易中产生一些纠纷而诉至衙门,因为双方产权明确,裁判者只需确认规则就能作出裁决,解决纠纷。而确认规则是交易费用(诉讼成本)相对较低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因而难度小。产权边界清晰时一般不会出现你用来交换的财物其产权是属于你的还是我的之类的困惑,但对家务事来说,当事人缺少交易对象的可选择性。从经济学上说,没有选择性就意味着没有评算成本和收益的可能,自然也没法明确产权的边界。所以,当事人对家务事产权的界定必定甚至从一开始就是“目光短浅”的。家务事难以考虑交易费用,其产权边界不明是常态,也就是产权的边界是模糊的。
由于家务事产权边界不明,导致家务事纠纷缺少能够裁决的确定基础,难以仅通过"确认规则"进行裁判,解决纠纷的信息费用太高,难度自然就大。
所以现实中,解决家务事纠纷往往是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磨合”(多次博弈)更有效,而不是诉讼。就像“真理越辩越明”一样,家务事的产权边界也是“越斗越明”。举个例子,隔壁老倪恋爱之前一个人上街遇见美女可以随意“打望”(重庆俚语),这时老倪对打望行为的产权充分而明晰,我的地盘我做主嘛!但恋爱之后和女朋友一起逛街可能就不一样了,此时老倪如果花心不改,依旧偷瞄身边飘过的美女,就可能触及“禁区”甚至"雷区",因为一旦女朋友发现后会生气,跟他赌气闹别扭,甚至翻脸吵架闹分手,形成纠纷,之前产权明晰的打望行为现在因为恋爱而出现了产权的边界模糊,即产权不明的状态,我的地盘我做不了主了,于是争吵和妥协(就是磨合的过程)成了界定产权的办法,争吵的结果是妥协,于是两口子以后一起逛街时老倪就自觉戴上墨镜,墨镜成了重新界定产权边界的装备。
其次,之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也是因为不同于市场上相对独立的交易主体之间的纠纷,家务事纠纷更易产生外部性(Externality),即纠纷的溢出效应更强。家庭成员之间虽然都是亲属,但因血缘、感情的亲疏以及利益的关联度相对不同所导致的成员之间“爱有差等”也是不可避免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在其他不同成员身上或不同家务事上享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也由于大家都不得不每天共处一个屋檐下,这些都决定了一旦其中部分成员因家务事产生纠纷,就会不同程度影响其他成员的预期边际收益,而且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边际收益可替代性较差,所以必然进而影响到其他成员的态度和行为,纠纷难以避免产生外部性。因为边际收益的不同,每个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不同的“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在纠纷中进行选择性投资或博弈成为常态,也就是为各纠纷当事人“选边站队”、“拉偏架”(这就是一种感情或利益投资),从而卷入新的纠纷当事人、形成新的纠纷和造成新的交易费用。家务事纠纷不像社会或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纠纷那样比较单纯,往往提交诉讼的那个家务事纠纷只是众多纠纷的冰山一角,随时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衙门处理家务事纠纷时,不能仅仅就事论事,投鼠忌器(尽量避免外部性)和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必须要考虑到且是极伤脑筋的事,担心处理不周反而伤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乃至家庭的稳定,而且一旦纠纷没处理好,由于大家将来仍不得不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矛盾极易死灰复燃或引发新的纠纷和诉讼,既增加家庭成员将来共处时的交易费用,又会给衙门带来新的讼累。官衙对某个家务事纠纷处理时为减少和消除“城门救火,殃及池鱼”的外部性,必然不能仅仅确认规则,还要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仅仅做“司法官”,更要做“父母官”。纠纷的外部性越大交易成本越高,这必然要耗费更多的诉讼成本,大大增加裁判的难度。
    最后,“清官难断家务事”是由于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事务和市场交易的契约性特点,家庭事务的生活性决定了家务事的非格式化和非书面化是常态,所以有些家务事(鸡毛蒜皮)产生纠纷之后,衙门没有合适的“案由”(格式化的受理程序)予以受理(犹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所要的那个“说法”)。即便有些家务事纠纷衙门能够受理,但因其非格式化和非书面化的特点导致获取证据的信息成本太高,也由于家务事及纠纷发生的空间相对封闭,导致当事人和衙门官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效应更强,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衙门的交易费用(诉讼成本)。
    中国古代老百姓虽然可能不懂得我上文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法经济学理论和概念,也许对自己概括的那些俗话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从他们日常生活中根据自己的感性经验所抽象出的诸如“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俗话中,足可以看到古代先民非凡的生活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古代老百姓的俗话是一个个理论的富矿,感兴趣的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现代的各学科知识和我们今人的智慧对这些富矿进行理论的挖掘和解释,这其实也是一种人文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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